大同行,大同行回款是真的吗

作者|刘印军说起典当行,谁也不会想到,典当行竟然是从佛家的清净之地——寺院中衍生出来的。据史料记载,在我国南北朝时期,南朝的寺院数量众多,实力雄厚,占有众多房舍、土地、金银,而百姓因战争日益贫穷,需要靠当东西度日,于是典当行就在“普度众生”的寺院里悄然而生了。到了唐代,典当行开始突破寺院的局限,走向街市,经营者也开始多元化,除了僧办之外,还有民办和官办性质的典当行。大同的典当行,是

作者 | 刘印军

大同行,大同行回款是真的吗

说起典当行,谁也不会想到,典当行竟然是从佛家的清净之地——寺院中衍生出来的。据史料记载,在我国南北朝时期,南朝寺院数量众多,实力雄厚,占有众多房舍、土地、金银,而百姓因战争日益贫穷,需要靠当东西度日,于是典当行就在“普度众生”的寺院里悄然而生了。到了唐代,典当行开始突破寺院的局限,走向街市,经营者也开始多元化,除了僧办之外,还有民办和官办性质的典当行。

大同的典当行,是从宋代逐渐由专、兼营并立向专营发展的,之后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行业,并且有了行规行会。自明中叶起,这里的典当行无论是从数量、资本方面,还是种类、业务方面说,都有十分显著的变化。到了清代以后,城内的典当行业更是空前发达,形成了民当、官当、皇当三足鼎立的局面。当时社会上流传着“要想富,开当铺”的民谚。皇室、官宦、商贾都蜂拥而上,竟相开设或投资当铺。据说光绪年间大买办商人胡光墉曾在大同开设有一家当铺分号,名叫“墉升当”。

解放前,大同曾有10多家当铺分布在老城的四大街八小巷,较为出名的有大北街的天济当(1940年7月仍在经营),皇城街的三和当(1948年6月仍在经营),东门老街的大兴当(1941年6月仍在经营)等。当年,当铺门脸上挂着一块诺大的“当”牌,人们大老远就能看到。当铺的柜台挺高,矮个当户往往是要把当物举过头顶才能探到里面伙计的手。小伙计接了东西要好一阵工夫才能回话。如果当户当的东西没价值,倒是很快会从柜台上扔出来,顺便来一句:“什么玩意儿,也敢进当铺”。

旧时当铺里的学徒要学很多东西,而且很“专业”。学写“当字”(这种字只有当铺内部的人才能辨认,外行人很难看懂),说行话、学识别货物的真假。学会之后,只能在当铺中当店伙,一生只能吃当铺饭,不能改行。

前几年,一位过去在当铺当过店伙的老大同告诉笔者,旧时当铺的商业“伎俩”层出不穷,有一些甚至成为约定俗成的行规。

比如,当铺不论收什么物品,一律写“破旧”字样。一般的衣服,件件都写“虫吃鼠咬”字样;一件崭新的皮袄,要写成“光板无毛”;一只金表,也要写成破铜表。这样做不但可以贬低典当物品的价值,而后还可以在典当物品于存储期间有所蚀损时搪塞当户。

又如,在当衣物坚持要高价,双方不能达成协议时,当铺的伙计便用当户识别不出的方法在当户的物品上做记号,以暗示同行。其方法是:把上衣的一只袖子反叠,袖口朝下;裤子折三折。如是金货,就用试金石轻磨一下;如是金表,则将表盖微启一点儿。第二家当铺的伙计一看,心里就有数了,所给的当价,就会与第一家差不了多少。如此这般,当户最后只得低价当出。

正是上述原因,一般老百姓不是穷得揭不开锅了,谁都不愿意进当铺。就是非进不可,也会悄悄去,最怕路上碰到熟人。要是让人看到进了当铺,知道的人多数再不会与其打交道,也瞧不起当物品的人啦!所以,一般当铺里终日不会有太多的人,但典当这一行图的是“三年不开张,开张顶三年”,就像古玩店一样。当年,每家当铺开具的当票都不一样,各有各的标志(就像如今的商标一样),不好仿效。就拿大同城较有名气的那几家当铺来说,大兴当的当票是一细长条,印有“大兴”的篆体标志;三和当的标志是3个红花瓣,当票是一张方贴;天济当的当票是一张粉颜色的小票,上面盖着天济当老板陈天济的印章。

旧时的典当业,反映出来封建时代商业欺诈和陋规劣俗的阴暗面,也是大众因而唾弃的直接原因。如今,一些旧时曾与当铺打过交道的老大同一回忆起来,每一个都有一些忍气吞声的往事要讲,他们所述说那个时代的悲凉,令我们更加感受到今天的幸福无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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